工商時報【主筆室】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」,對於要如何解決「貧無立錐之地」、以及消弭「貧窮」的重大社會問題,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曾經提出過無數的因應對策。「變」的是時空和政經社會環境之迥然不同,「不變」的則是自古皆然,於今尤烈。在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體制之下,面對總統或國會大選,國家領導人或挑戰執政地位的在野政黨,無不重視年輕選票,莫不提出更具體的所謂「青年政策」,以爭取年輕族群的選票,而「大學學費免費」的政見,則已經成為近年來歐美國家選戰的核心議題。歐美先進國家從1960年代、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,嘗試從「社福」與「教育」做起,以解決貧窮的問題,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和2011年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之後,無論是美國民主黨從四年前上次總統黨內初選的「桑德斯現象」、或英國工黨的「柯賓現象」,受到年輕人的熱烈討論和強力支持,顯見高等教育經費之昂貴,早就已經不是一般受薪家庭的家長所能夠負擔。二戰之後歷經1960年代經濟發展的黃金年代,當時的英國與美國政府就已經同時看到經濟快速發展的後遺症:「無法杜絕貧窮」和「貧富懸殊不均」的重大社會問題。以英國為例,針對「生老病死」,除了提出全民健保服務與國民年金的相關社會政策之外,也從根本思考,是不是學校的教育能夠提高國民的素質,進而成為改善貧窮問題的根基。此外,兩個國家的主政者同樣在當時就已經提出前瞻性的政策作為,特別是從最基本的國民教育著手。經過1963年起四年的調查研究,跨越保守黨和工黨的執政時期,英國1967年由普勞登女士領銜的「普勞登(教育)報告書」(The Plowden Report),揭示現代英國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核心理念:「積極性的差別待遇」。簡言之,就是對於因為經濟社會文化弱勢的學生家庭或居住地區,由國家挹注更多的資源,以扶助教育做為達成社會公平的政策工具。而美國則在1965年1月民主黨詹森總統的國情咨文裡面,提出「大社會」(The Great Society)的經社改革施政綱領,宏偉的「向貧窮宣戰」之政策口號,不無呼應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「經濟機會法」,以及1965年的「初等及中等教育法」。跨越黨派、由國民教育向上延伸做起,是英美兩國政府過去半個世紀共同努力的方向,但由於大學教育之學費高漲,「讀不起大學」似乎已然成為阻礙中下階層子弟向上流動的「人為」障礙。1990年代末期以來全球化的浪潮,使「富者愈富,窮者愈窮」,對於「看不到未來」的千禧世代年輕族群而言,集體的相對剝奪感轉化成為反政府的憤世嫉俗,直接以選票教訓執政黨,甚至在街頭與無能改變現狀的執政當局反撲對撞。從上次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,桑德斯提出「公立大學學費免費」,深受當時和目前美國年輕學子的喜愛可以得知,桑德斯和英國工黨現任黨魁柯賓兩人隔著大西洋,隔海唱和,正顯示出兩個先進國家主要政黨之政治人物,都體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。現在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也同樣關注到這個問題,而提出學貸免息,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的政策,其實是值得肯定的,至於其他細節可以再探討。雖然我國的大學學費不像歐美先進國家如此昂貴,但以總統候選人的格局,重視「貧窮常態化」與「階級世襲化」的問題,並認為應從教育資源著手,就是正確的方向,而學貸免息則是第一步。當然接下來還有少子化、青年就業困難、買不起房等問題,尚待解決。一個負責任的政府,就應該營造出讓年輕人覺得「我的未來不是夢」,一個「只要好好努力,就會有豐盛收獲」的大環境。但現實的環境卻顯非如此,總統候選人若能提出具有階段性政策目標之短中長程規劃,「還年輕人一個公平、有希望的未來」,相信是所有選民的期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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